幸运的是，首先做出反映的是台湾方面。国民党当局摆出一副“汉贼不两立”的架势，在接到邀请函的第二天，7月19日，台湾奥委会正式回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对国际奥委会邀请北京方面参赛表示强烈抗议，并宣布退出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台湾方面的态度，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直到四天以后，我方才得到消息，台湾方面已经表态不参加。7月24日深夜，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导，并当场指示他们：“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去迟了不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天，7月2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启程，在29日到达赫尔辛基，此时距离奥运会闭幕仅仅剩下一天了。
中国代表团因此错过了绝大多数比赛项目，只有一名游泳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且没有进入第二轮。然而这次参赛还是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新中国的代表团利用短暂的时间展现了自己的精神风貌，并进行了杂技等项目的表演。
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孟浪决策，这一仗我们打赢了。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因此成为了新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好消息不止于此，1954年5月14日，国际奥委会在雅典召开会议，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官方奥林匹克委员会。这是新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舞台上打赢的第二仗。接连两场胜利竟至于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把新中国的奥运之旅想得太过容易，似乎只要再努把力，就能彻底剥夺台湾方面代表中国参加奥会员的资格。
然而事实证明，艰难挫折才刚刚开始。
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将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举行。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我方早早就宣布将要参加奥运会比赛，还提前将运动员集中培训，以备战墨尔本奥运会。按照我方的规划，当我们的代表团抵达墨尔本，升起五星红旗时，台湾当局一定会因此放弃参赛。
从逻辑上来讲，这个设想是没有错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赶在台湾代表团之前进入奥运村，并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呢？
事实上，消息更加灵通的台湾当局已经提前派出代表团。当我方代表团抵达墨尔本时，发现台湾代表团已经进驻奥运村，并在那里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退出了墨尔本奥运会。
参加墨尔本奥运会比赛遭到了严重挫折，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内部的斗争中，同样遭到了严重挫折。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已经换成了美国人布伦戴奇。当国际奥委会明确表示拒绝否认台湾奥委会时，我们甚至怀疑布伦戴奇就是美帝国主义安插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内线，国际奥委会已经沦为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政治阴谋效劳的忠实走卒。”
1958年8月19日，中方代表董守义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很快，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退出了11个接受台湾为成员的国际体育组织。这一去，便是二十年。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不是完全没有转圜的余地。在1959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奥委会委员提议，台湾那个所谓的“中国奥委会”应该改名，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管理中国大陆的体育事务，代表不了中国了。
大多数委员一听，哎，有道理啊，很快通过了苏联代表的提案，着手要求台北的奥委会改名。事情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将会直接走上正轨，使得当事各方最终找到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美国人出手了干预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了。美国媒体得到消息之后，大肆炒作国际奥委会向“邪恶势力”妥协，例如《纽约时报》为此发表了好几篇社论，谴责国际奥委会“向最粗鲁的政治勒索屈服”。很快，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如果任何自由国家被阻止参赛的话”，将收回拨给加州斯阔谷举行1960年冬季奥运会的40万美元拨款。甚至有美国议员叫嚣，如果“中国”（也就是国民党的那个“中国”）被阻止参加奥运会，美国就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美国人的谴责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百口莫辩。布伦戴奇一再声明，国际奥委会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驱逐台湾，它只是想让台湾挑一个更合理的称呼和名号。
然而布伦戴奇的澄清在美国人的舆论轰炸面前注定是徒劳的。美国民众的抗议信如雪花片般飞来，就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公开谴责国际奥委会抛弃台湾。
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1960年国际奥委会在旧金山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台湾那个所谓的“中国奥委会”的名称问题。
如果国际奥委会继续把台湾那个体育组织认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名称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也必然得不到中国大陆方面的谅解。但如果把它改名为“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则台湾方面不会接受。总之，究竟应该继续叫作“中国奥委会”呢？还是把它改名为“台北奥委会”？对此，国际奥委会头疼不已。
那么，会场上有一位叫作乔治·瓦尔加斯（Jorge Vargas）的委员就提议了：干脆我们也别争了，把中国和台北放到一起，让它叫“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好了。
这小子真是个天才，他一句话其实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如果瓦尔加斯的话能够得到大多数委员的首肯，这将免去多少麻烦啊。可惜瓦尔加斯的话并没有引起其他委员的响应。
在国际奥委会的吵闹声中，1960年罗马奥运会开幕，这时台湾方面应该以什么名义参赛，还没有定下来。那就权且叫作“台北奥林匹克代表队”好了。这让台湾当局大为光火，蒋介石甚至指示，台北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时“Under Protest”（抗议中）的字样。
就这样，台湾奥委会将以何种名义存在？国际奥委会吵吵嚷嚷直到1968年的墨西哥城会议上，才由布伦戴奇最终宣布，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许布伦戴奇等人是这样认为的，你看，这不就说明台湾的奥委会只是中华民国政府治下的奥委会，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奥委会吗？
然而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国际奥委会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当它做出这个决定时，怎么都想不到，仅仅三年以后，国际局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一周以后，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点30分，中美双方发表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正式公告，举世震惊。同一年，伊朗巴列维王朝与中国建交。
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乒乓外交”开启的，是“小球转动大球”，是体育促进政治的典范案例。但我们很少注意到，同一年发生的中国与伊朗建交，则直接改变了我们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
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正式在伊朗等国的努力下，亚洲运动联合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剥夺了台湾方面代表中国的权利。
在这届亚运会上，中国组成了269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比赛，并获得了33枚金牌、44枚银牌、26枚铜牌的好成绩，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都仅次于日本，位列第二。
随着与西方国家的广泛建交，也随着新中国回到亚洲体育大家庭，我们回归国际奥林匹克舞台的时机也成熟起来了。
1975年4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要求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选在这个时机提出申请，正是瞄准了一年以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蒙特利尔，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须知那个时候的加拿大是与中国往来最多的西方国家之一，早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之前的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就正式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的奥运会来到了加拿大，这正是解决遗留问题的有利时机。
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所述，“去年加拿大对台湾的贸易有1.44亿美元的赤字，而对北京的贸易则有3.2亿美元的盈余”。《纽约时报》也发表分析文章称，“单是小麦，加拿大在1975年就向中国大陆销售了3.07亿美元。”所有这些都让时任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异常重视与北京的稳定关系，我们注意，今天的加拿大总理正是他的儿子。
当时加拿大早已不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如果允许“中华民国”的旗号飘扬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这会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因此加拿大外交部在1974年12月的备忘录中，就建议政府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奥委会达成协议，以便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这样，加拿大政府就可以避免在奥运会期间不得不接纳台湾代表团的尴尬境地了。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加拿大国家行政委员会的首肯。我们会在1975年4月正式提出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跟加拿大政府的态度密不可分。
通过与国际奥委会的频繁接触，加拿大政府意识到，禁止台湾方面派遣运动员参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台湾方面自己不想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台湾代表队不能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旗帜和歌曲。
通过不懈努力，国际奥委会终于妥协，在1976年7月10日接受加拿大方面的建议，即台湾不能以带有任何“中国”的名义参赛，其代表团将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旗帜。
这个时候，美国人又出来捣乱了。还是那个套路，各种媒体刊发文章，抨击蒙特利尔奥组委要因为政治原因排挤台湾代表队。美国总统福特公开批评加拿大：“我想，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干预到国际体育竞赛中是可悲的。”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晚年还在回忆录里抱怨，美国福特政府除了“打扰加拿大以外”，什么事都没做。
7月13日，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开会。会议一开始，福特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奥运会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提醒他了，“我劝你最好别管，如果北京认为我们在尽力帮助台湾挤进去，那么我们将会以与北京的对抗而告终。”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指出，“事关重大，虽然有可能让美国民众不满，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明确，我们不能将奥运会的事情变成‘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没错，这位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第二次出任国防部长，在他的第二次任期内，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拉姆斯菲尔德说完以后，基辛格补充道：“国防部长说的没错，避免陷入‘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纠缠，是我们不应该介入这届奥运会事务的根本原因。我们唯一应该持有的立场，这个问题应该完全交给国际奥委会来解决。我们只需要给加拿大政府这样的压力：即主办国的角色只是提供场地和设施，而不是根据政治条件来决定谁是否有资格出席。”
基辛格的这个建议非常的鸡贼。显然，加拿大政府希望严格禁止台湾代表队打出“中华民国”的符号，避免在蒙特利尔奥运会赛场上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但国际奥委会却希望继续沿用过去的惯例，让台湾方面以所谓的“中华民国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的名义参赛。
基辛格鼓吹“政治不应该干预体育”，表面上看起来很公正，但实际上他明显偏向台湾当局，又成功地把美国从这个关系中摘了出来。
因此基辛格的态度得到了福特总统的认可。
在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下，7月15日，加拿大政府被迫援引当年罗马奥运会的先例，同意台湾运动员可以使用他们的旗帜、歌曲参赛，但开幕式入场的匾额上只能写台湾，而不能写中国，台湾运动员的服装上也不能出现任何具有中国的符号。
关于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争议到此就结束了，幸运的是，台湾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在第二天宣布退出蒙特利尔奥运会。
聪明的加拿大当局一看，好啊，你看你看，是他们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奥运会的，这可不怪我哦。聪明的加拿大政府立马就接过话头，宣布台湾才是真正将体育政治化的那一方。台湾当局可以说输掉了奥运会，也输掉了政治。
台湾方面退出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决定是所谓的“行政院长”蒋经国亲自拍板的。以至于多年以后，台湾奥委会官员汤铭新、徐亨等人仍对蒋经国的孟浪决定耿耿于怀。汤铭新就讲的很清楚，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虽然会在表面上蒙受一些屈辱，但这更符合台湾当局的长远利益，毕竟我们保留了“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号啊，而且这也将为北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提出“一国两制”制造更多的麻烦。
滑稽的是美国政府，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问题上鼓吹“政治不能干预体育”，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能因为顾及与中国的关系，就干预国际奥委会的行动。
然而三年以后，美国也跟中国建交了。1980年冬奥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当台湾代表团来到美国以后，美国人走的比加拿大人更远，他们直接勒令台湾方面，你们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赛。愤怒的台湾代表队不得不选择退出。
因此1980年冬奥会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团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赛场的开始。
更显著的例子是五个月以后的莫斯科奥运会，四年前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还口口声声宣扬“政治不应该干预体育”的美国，却带头以政治原因抵制了这届奥运会。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我国最终没有派出代表队参加这届奥运会。但通过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斗争，国际奥委会终于明白了问题的实质出在哪里。
用何振梁先生的话说，他在1979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上强调：“问题不在于驱逐一个奥委会而接收另一个奥委会，而是代表权的问题。”我们不反对台湾代表队参加奥运会比赛，我们反对的是台湾代表队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参赛，台湾代表不了中国，也不能以台湾自己的名义参赛，它只能以中国某个地区的身份参赛。
因此台湾方面既不能叫作“中国奥委会”，也不能叫作“中华民国奥委会”，因为它代表不了中国，也不能简单地定名“台湾奥委会”，这会使人们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国际奥委会懵懵懂懂经过了二十多年，才终于搞懂了它。
搞得了它，接下来的问题就容易了。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决议台湾奥委会的正式名称应该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台湾奥委会的章程必须修改，其代表队将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的旗帜、歌曲和徽章参加奥运会比赛。
台湾当局被迫接受了这个决议，并在1981年初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新的旗帜和徽章。
然而台湾当局仍然在最后一刻耍了一个花招，“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他们没有把它翻译成“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而翻译成“中华台北”。台湾方面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宣誓他们不从属于位于北京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用著名体育解说员宋世雄的话说，“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谁有资格代表中国”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终归得到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障碍扫除了。从此以后，国际奥林匹克舞台上出现了一支重要的力量。接纳十亿人民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早在1908年，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分会的中外干事们就发出了著名的“三问”：“中国人何时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赢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人何时可以主办奥运会？”那时的中国还处于晚晴时代，四年前，清政府刚刚出台《奏定学堂章程》，历史上首次在各级学堂当中设立体育课。体育教育才成为新生事物登上中国的舞台。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想不到，中国人回答完这三个问题，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正如徐国琦教授所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另一个意义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的中国、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度、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新形象。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很快又提出“中国梦”以及两个“一百年”的愿景。体育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媒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
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危机，中国人沦为“东亚病夫”。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摆脱积贫积弱面貌的非凡意义。
奥林匹克之梦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仅仅只是在某项体育赛事上取得成功，更是彻底告别百年屈辱的象征。四年以后，奥运会将再次回到洛杉矶。这是一个对于中国人奥林匹克之梦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1932年，中国人在这里第一次登上了奥林匹克的舞台；1984年，中国人在这里第一次享受到了金牌的喜悦；2028年，中国人也必将在这里迈上新的征程。
主要参考文献：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宋世雄：《宋世雄自述：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
吴经国：《奥林匹克中华情》
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985—2008》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
朱元宝：《刘长春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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