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冬晓】
7月18日，中国游泳国家队的营养师于良在微博上发文感慨，全队31名运动员在到达巴黎后的10天内，总共接受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的检查200次，平均每天接近20次，每人平均5-7次。
查的次数太多，连检察官都和自己混的脸熟了，其中一人告诉于良，他们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这些都是上面制定的计划，如果换成其他队伍被这么来回折腾，恐怕早就四处投诉了。
在博文的最后，于良还附上了一张中外运动员2023年兴奋剂检查数字的对比表，中国选手以一骑绝尘超出其他国家一倍还多的数字独占鳌头。此外，根据反兴奋剂组织公示的2023年度兴奋剂检测排名前50的运动员中，中国选手就有32个，而其他游泳大国，如美国、加拿大的选手，只有4个和3个这样的个位数。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到，长期以来，中国游泳队运动员都在接受不正常的、高频次的兴奋剂检测，尽管如此配合，且鲜有怨言，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试图以舆论威逼的方式，败坏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声誉，意图通过肮脏的场下手段，剥夺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又一场由美国政府发起、媒体冲锋在前，针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围猎，已经悄然上演。
早在今年4月初，德国电视台ARD和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连手，先后就一桩发生在2021年的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曲美他嗪检测阳性事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起诘难。《纽约时报》起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标题：“23名中国游泳选手东京奥运会前药检阳性，仍参赛并夺牌”，字里行间都在暗示，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奖牌都是靠吃药吃来的。
文章开篇就断言，这是一次在中国高层官员和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联合运作之下被掩盖的兴奋剂丑闻，且不断地在后文中重复提及中国在兴奋剂使用方面有不良历史，因此不值得被信任。贯穿全文的除了一大堆言之凿凿“这里肯定有猫腻”却不能透露任何身份信息的知情人，并无任何关键性证据的提出，只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格特声嘶力竭地表示：“所有掩盖这些阳性结果、压制勇敢举报者声音的肮脏之手，都必须依照法规充分追究责任。”
《纽约时报》甚至在文中使用俄罗斯花滑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在曲美他嗪呈阳性检测后被禁赛的案例（在此案件中，瓦利耶娃曾经提出自己是误服了家中长辈的心脏病药的主张）来暗示，中国反兴奋剂机构（CHINADA）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提供的运动员误食摄入曲美他嗪的说法并不值得采信。
至此，《纽约时报》得出结论，没有实施任何停赛处罚，也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竟然默许了作弊的中国运动员去参加东京奥运会。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将这种“作弊”行为和中国为取得荣誉不择手段的抹黑联系起来，为此，甚至不惜对世界发兴奋剂机构开炮，断言其公正性早就受到多国的怀疑，现在唯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才是一心一意在维护国际体坛的纯洁和干净。
显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这种恶意中伤十分不满，迅速对《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进行了有力回击。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官网4月20日发布的一篇声明中，开头第一句就是“鉴于本周一些误导性和可能诽谤性的媒体报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提供关于23名中国运动员在2021年测出曲美他嗪阳性的更多资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愤怒已经快溢出屏幕了。
在这份声明中，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详细记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可见这件被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药物检测阳性事件并不复杂：发现药检阳性——中方机构主动报告——国际机构介入调查——调查结论没有过错，不予追究——案件终结。
2022年，国际检测机构曾经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此次事件的样本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情报和调查部门再一次对该案件进行了独立审查，得到的结果是遵循了正规的程序，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
2023年4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收到风声”，通过电子邮件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取得联系，要求了解案件经过。他们声称“一个未明的信源”提供的情报表明，有阳性案例被刻意隐藏。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药检阳性的结果就是由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自主上报的，何来刻意隐藏一说？唯一的解释，大抵就相当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版的“我有一个朋友”吧。
对于美国三番五次的胡搅蛮缠，被搞得心烦意乱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声明中直言，如果美方向他们提供任何证据，他们可以开始重启案件调查。但关键就在于，美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并且，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还拒绝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同那个所谓的“一个未名信源”进行任何接触，以了解情况。
同一天，面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维斯·泰格特的无端指控，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还专门又发了一条声明，称其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旨在破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保护全球体育的工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别无选择，指出对于特拉维斯·泰格特的虚假指控，会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采取进一步行动。
熟练掌握新闻学奥义的西方媒体当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官方说明不买账，仍像个坏了的复读机似的，不断重复着“事发新冠疫情期间，你调查受限，所以证据不可靠”“23名运动员同时被检出药物阳性，规模之大必然是有更高的力量在背后主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根本无法指明污染的发生途径，不能让人信服”等言论。在舆论的轮番轰炸之下，不堪其扰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在4月22日专门召开了一场面向所有人的媒体会，并在会后上传了会议录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发布了一系列的官方文件，回击西方媒体的虚假指控。平均每周都要发布一篇，数量多到直接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创建了一个专栏。4月29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传了一份名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出版的有关中国游泳选手受污染个案的介绍和常见问题》的PDF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就部分西方媒体提出质疑的内容再一次从细节和逻辑上予以澄清。
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和回击：
2021年1月1日-3日间，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收集了60份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尿液样本，这是一场全国性质的游泳比赛，共有201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不是奥运会选拔的资格赛。
由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北京实验室在检测发现药物反应呈阳性后，相关结果便进入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ADAMS）中。2021年4月，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正式通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一情况，且开始调查样本中曲美他嗪的来源。
综合所有因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定这极大可能就是一起群体受污染事件。
首先，参加检测的23名游泳者的28个阳性样本都是在同一时间送检，但曲美他嗪的检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
其次，这些游泳运动员来自中国不同的省市、注册在不同的俱乐部、由不同的教练指导，当这些阳性样本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刚好聚集在一个地方。在整个比赛期间，许多选手都频繁接受检测，其中一些人甚至留有连续两天到三天进行检测的记录。有一些运动员在几个小时内的检测结果，有阳也有阴，这与故意摄入兴奋剂以提高运动表现的情况不符，也与微量摄入的情况不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的三名运动员在接受检测时，没有一人出现过一次阳性反应。
在此后的五个月内，中国的游泳运动员没有被安排参加任何国际游泳比赛。2021年6月15日，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向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通报，他们在涉事酒店的厨房（调料罐、排风扇和下水道中）检测到曲美他嗪，因此推断运动员是在无意中被污染，后续不会以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立案处理，这一决定同时也上报给了世界水上运动协会（国际泳联）。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在21天的上诉期限内，将卷宗交由外部律师审查和咨询，并要求科学部评估。经过彻底的科学调查，包括从曲美他嗪制造商处收到的反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部门最终认定，污染说法可信，没有其他的具体科学因素能对其提出质疑。
7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收到一名英国律师起草的法律咨询意见，他认为没有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的必要。世界水上运动协会也就这一立场达成一致，决定同样不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提出上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多次向公众作出解释，从过往的经验看，曲美他嗪的污染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比如受污染的营养剂、肉类、水等，目前没有别的证据表明兴奋剂的摄入，所有的证据都支持中方提出的污染理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证据是，所有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都在一个非常低的浓度范围之内，以运动员不止一次接受测试的情况来看，这与故意摄入曲美他嗪的情况不一致，反而与某种形式的污染相一致。
对于以《纽约时报》为首的部分媒体，刻意炒作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利耶娃的案件，来类比此次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强硬的否认。瓦利耶娃关于接触到祖父的治疗药物而被污染的解释，与曲美他嗪的药代动力学不符，因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才在特设法庭上对她提出了质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之后采信了该立场，也是基于瓦利耶娃的解释有着严重的证据缺陷。
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到处嚷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觉得”的西方媒体，参与实际调查的各方都追求确凿的证据。
对于中国运动员是否会因为此次曲美他嗪的摄入而在比赛中获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同样干脆利落地以科学的解释予以否认：根据样本中检测到的曲美他嗪的浓度，这些运动员本就不会在2021年1月1日-3日的全国比赛中有任何成绩收益，更不必说在七个月后举行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赛事中。
眼见在科学证据上无法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驳倒，西方媒体又十分灵活地将话题引向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公开的必要性，不然就有理由怀疑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内部存在对中国的包庇。
对此，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严肃地指出，公开发表运动员没有过错或疏忽的案件对于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引用了最近一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实例，在这个同样没有被公开的案件中，运动员被发现通过对他们的狗服用药物而无辜地接触到了违禁物质，上文中提到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就对此公开引用了如下说法：“如果运动员从完全无辜的来源接触到违禁物质并对运动成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继续主张不该判其违规或公开宣布。”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的思考逻辑，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厢情愿的质疑就行，那么面对给狗喂药而接触到违禁药品的解释，他们能够全盘接受还真是非常的符合情理。
毕竟，给狗喂药喂到人肚子里去，没什么毛病。
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如此据理力争，但面对西方媒体的合力围剿，多少还是力不从心。4月25日，世界反兴奋剂组机构宣布已邀请独立检察官，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受污染案件进行处理；7月9日，独立检察官得出结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没有任何偏袒，不对中国游泳案件上诉的决定是无可争议的合理。
遗憾的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出的这些努力，都被西方媒体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官员无视或曲解，当他们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荒唐观点时，就开始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参与此次调查的机构和个人疯狂地进行立场上的攻击。
其中最为激动的就是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特维斯·泰加特，他在自己力所能力的范围之内，疯狂地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着高强度的对线，不仅对所有的官方解释和调查报告视而不见，还在6月26日的一份声明中，指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全球反兴奋剂体系造成了持续的破坏。
美国人的傲慢和蛮横在特维斯·泰加特的言语中尽显无疑，他咒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在滥用美国的纳税人的资金，并威胁说美国众议院已经削减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25年的拨款。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考虑到美国政府常年拖欠联合国会费，以及前任总统一言不合就从国际组织内退群的做派，如果詹姆斯·万斯没有当选特朗普的竞选副手，特维斯·泰加特倒是可以凭此一技入主白宫大展宏图。
眼看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没有顺从自己的意愿，恼羞成怒的美国人终于撕去了理性质疑的伪装，开始亲自下场泼脏水了。
7月4日，独立日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宣布正式启动对2021年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污染事件的刑事调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迅速作出回应称，对此深感失望，且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对美国滥用《罗琴科夫法案》的担忧，点破其意图在于对全球反兴奋剂制度参与者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
早在今年5月，美国国会开始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国会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特维斯·泰加特之所以敢长期贬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并标榜自己才是世界体育界的良心，根本原因在于有美国政府在背后为其撑腰。2020年，特朗普在自己执政的最后一年内签署了《罗琴科夫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当局可以起诉涉任何人，只要他们认为这个人在国际比赛中使用了兴奋剂，且涉及到美国运动员、赞助商或广播公司。
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美国政府这是专门给非美国的体育从业人士量身打造了一份法案。
该法案签署之时，就受到了包括反对党（促进该法案在议会通过的议员全都来自共和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内的大量人士的反对，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对发生在本国境外的兴奋剂违法行为拥有刑事管辖权。
长臂管辖，终于从经济蔓延到了体育。
但这就是美国，明明是为自己的私心，却还要粉饰成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更为无耻的是，这份法案还堂而皇之地在文字中玩起了双标，国际奥委会就对此发起质疑：为什么美国的职业运动员和大学生运动员在该法案中可以获得豁免？
对此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表示，由于美国现行的法律已经允许对美国职业体育人和大学生体育人进行诉讼，所以没有必要再将其纳入立法。
俄罗斯体育部长奥列格·马蒂钦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法案的出台，创造了一个国家声称拥有裁判权的局面。
前国际奥委会高级成员迪克·庞德也在近期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执法部门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调查过度，美国将面临失去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和2034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的风险。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渐临近，西方媒体还在继续加大力度翻炒2021年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的谣言。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已经无心伪装的《纽约时报》更是在文章中阴阳怪气地提到，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曾获得多枚奖牌，并且这些人中有11人会是巴黎奥运会奖牌的热门人选。
为何区区几枚奖牌就让昔日的游泳大国破防破的如此彻底？在《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讨论美国游泳队在巴黎奥运会所面临挑战的文章中，答案一目了然。
文章先是盛赞了美国队在游泳这一类别上多年来的统治地位：“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到2021年的东京，美国游泳队赢得的金牌比任何国家都多……美国人在他们最好的比赛中往往也是世界最好的。”接着话锋一转，便提到近些年美国队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巴黎奥运上，澳大利亚人有望赢得最多的奥运金牌（此前在福冈世锦赛上，澳大利亚队就在金牌榜上鳌头独占，美国则获得了总奖牌数的第一）。
于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作者将美国队在优势项目中所面临的潜在对手都盘点了一遍，他们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法国人，可能是状态回春的老将，也可能是刚刚冒头的天才。只有在一大段的论述完成后，作者才会在尾巴上不动声色地提到一嘴中国运动员的姓名和中国队。这和美国当局就药检阳性事件对中国运动员穷追猛打、赶尽杀绝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类似的别扭感还出现在运动员身上，曾经的“飞鱼”菲尔普斯在今年6月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追究中国运动员责任的必要性进行了作证，尽管他不是证人目睹过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的瞬间，也没有证据证明中国运动员确实服用过违禁药物，但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说，他不相信自己曾经在一个干净的国际赛场比赛。
美国人可以接受输，输给澳大利亚、输给加拿大都行，但唯独不能输给中国。在美国人浅薄的认知中，他们是可敬的对手，但中国是卑鄙的敌人。
因此在赛场上赢不过的对手，那就在赛场下用卑劣的手段将其荣誉剥夺，只要金牌挂在我美国人的脖子上，这就是正义的，不可被动摇的。
现在想来，让体育远离政治口号，永远都是幼稚的空谈。
美国人在自己失去绝对统治地位的竞技体育项目上的歇斯底里，和他们在其他领域失去竞争力的表现简直如出一辙。
在这样充满恶意的国际舆论之下，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长期以来都要忍受着完全超出正常范畴内的药物检验。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数据，涉及到2021年药检阳性这23名中国运动员，在2018年至2022年间，他们总计提供了大约1700份检测样本，其中一些运动员每年接受了数十次的测试，包括由世界水上运动联合会进行的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进行的。并且，从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东京奥运会期间，在奥运会开幕前的近四个月中，相关检测机构从23名运动员身上收集了近300个检测样本。
但中国运动员并没有被吓倒，覃海洋那句“让实力打破一切质疑”就是最好的宣言，我们也期待中国运动员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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